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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崇明法院2017-2021年十起典型案例 这五年

发布时间: 2022-08-15 18:08:49 来源:必定赢官网直播 作者:必定赢官网入口

  9、原告某投资管理中心诉被告某省旅游公司等破产债权确认、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纠纷案

  10、原告武汉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并非并列关系,被告人的行为可能构成两罪的竞合,在认定上应择一重罪处罚。认定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备“明知”的主观故意,即行为人对于猎捕、杀害的野生动物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明知,但不以清楚野生动物的具体种类和保护等级等内容为要件。鉴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会损害野生动物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行为人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计算,秉持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2002年农业部发布的《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2019年8月6日,被告人邢某某在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情况下,驾驶自购渔船,行驶至东海某水域,拖网作业实施捕捞,捕获疑似中华鲟活体一条及花鲢、鲈鱼若干,后将上述渔获物放入冰柜。当晚,被告人邢某某驾驶渔船至某港口休整。2019年8月7日凌晨,渔政执法人员至被告人邢某某的渔船进行执法检查,查获已死亡的上述渔获物,并移交公安机关侦查。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及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确认该疑似中华鲟死亡个体为中华鲟,系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告人邢某某的行为造成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共计40,000元。

  被告人邢某某非法猎捕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并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邢某某系坦白,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及辩护人关于对被告人邢某某从轻处罚的相关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综合考虑被告人邢某某犯罪的情节、社会危害性,法院认为被告人邢某某尚不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故对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邢某某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行为造成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还应当依法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人邢某某赔偿因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40,000元并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据此,法院作出判决:1.被告人邢某某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 扣押在案的中华鲟一条、拖网一张,予以没收;3. 被告人邢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共计人民币四万元;4. 被告人邢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内容需经法院审查确认。

  ——国家机关受法律委任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中规定的国家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本案系《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上海市首例组织考试作弊案件,具有新颖性。该案的正确审理对准确适用组织考试作弊罪有重要意义。该案例通过分析阐明:该罪名中的考试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规定的国家考试。若法律中未直接规定国家考试,但委任相关国家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对国家考试做出规定,则该考试与法律直接规定的考试具有同质性,应属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这符合目的解释和文义解释的方法,属于合理的扩大解释。在此类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应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定罪处罚,以实现罪责相适应。

  2015年年底,被告人张某某、陈某某、包某某三人预谋在201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并从中牟利。后张某某、包某某自行或委托他人招收考生报名参加该考试并收取费用,并将考试地点统一选定在某中学考点。期间,张某某、陈某某通过网购等方式准备作弊工具,张某某、包某某等人组织相关考生进行使用培训并将分发给考生。

  2016年9月10日上午,陈某某指使马某某、刘某(均另行处理)等人进入201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考点,利用随身携带的材拍摄考试试卷并将视频通过网络传送至场外。陈某某安排付某某、张某(均另行处理)利用电脑将上述视频截图,并将考题交由其和张某某组织的人员进行答题。形成答案后,张某某将答案通过网络传输给等候在某中学考场周边的包某某,包某某等人再将答案通过作弊设备传送给相关考生。当日上午,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工作人员在某中学考点巡考过程中,当场查获使用上述作弊设备进行作弊的考生60余名。

  另查明,包某某从蔡某某、沈某处分别收取招生费用54,000元、42,000元;张某某从包某某处收取60,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某、陈某某、包某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经查,三名被告人经预谋组织考试作弊,在招收生源、购买材、培训考生使用材、潜入考场拍摄试卷、场外截录拍摄内容、组织人员答题、传送答案等环节上互有分工,均对共同犯罪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基本相当,故陈某某的辩护人关于陈某某作用相对较小、包某某的辩护人关于包某某系从犯的辩护意见均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三名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请求法庭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于法有据,予以采纳。综合考虑本案所涉考试的社会影响程度及该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结合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及认罪、悔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决:1.被告人张某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2.被告人陈某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3.被告人包某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4.作案工具发射器二台、计算器六十六部予以没收;责令被告人张某某、包某某分别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六万元、三万六千元,予以没收。

  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体现了刑法对国有资产的专门保护,需要对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作精准理解。虽则近年来实务和理论界对认定职务犯罪的主体应以“职务论”而非“身份论”的争议逐渐缩小,但现实经济生活中履职人员的身份形式多样,肩负职责范围复杂,仍需对各类身份主体作实质审查。本案中,被告人系在被害国有公司中兼代履职的另一国有公司的员工,其与被害单位间,既无劳动合同,亦非劳务派遣关系,更不领取报酬,法院紧紧围绕被告人“职务论”实质的关键点,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定被告人虽并非被告单位员工,仍系其工作人员,最终做出有罪判决,对审判实务中处理类案和促进职务犯罪主体认定的法律适用统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8年9月12日,某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办公室工作人员顾某收到所谓的支部书记“徐某”邮件,让其加入名为“公司高层内部群”的QQ群,群内另有所谓的公司办公室主任“陆某某”、支部书记“徐某”两人。此后,群内的“陆某某”让顾某通知会计查询公司账户余额及当日有无资金到账,并让其将出纳吴某拉入该QQ群。接到顾某电话后,被告人吴某查询了公司账户,查询结果除了告知顾某,还通过微信告知了某公司办公室主任陆某某。此后吴某被顾某拉入QQ群,“陆某某”在群内准备安排吴某汇款,但因吴某不在公司未果。

  次日,“陆某某”在QQ群内指示被告人吴某向指定账号汇款人民币7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按照规定,该公司对外地账户汇款,出纳必须取得由经手人、证明人及单位负责人签字的费用报销单,审核无误后,填写单位业务委托书,再到总公司财务部加盖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加盖某公司法人章,最后至银行转账。但在对方催促下,被告人吴某仅在QQ群内向“陆某某”索要发票或者文件,在对方以“下午再把文件发给你”答复后,吴某即在未取得费用报销单的情况下,填写了“上海农商银行单位业务委托书”,并直接加盖了违规存放于其身边的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随后到上海农商银行某支行办理了汇款,致使公司被骗75万元。当天下午,吴某也未向对方索要报销凭证。

  2018年9月26日,在吴某向陆某某索要75万元汇款的凭证时,才发现被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2019年4月25日,被告人吴某接通知后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谈话,并如实交待了上述情况。2019年5月,被告人吴某向某公司退赔15.0326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某作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理应对与其职务相关联的公共事务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依法履行职责,而其在担任某公司出纳期间,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懈怠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收到诈骗人员要其打款的信息后,并未仔细辨别和核实对方真实信息,未能认真履行出纳职责,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支付资金,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被告人吴某称其是兼带履职的辩解,合议庭认为,在案证据已证实被告人吴某兼带某公司出纳工作,且被告人吴某自己也供述某公司的出纳工作由其实际负责,故即使其并没有与某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并从某公司获取劳动报酬,也不影响其系某公司工作人员身份性质认定。虽然本案某公司损失的造成属于多因一果,但在案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吴某承担的出纳工作是某公司资金管理的重要一环,其严重不负责任行为是本案某公司损失的重要原因,其行为符合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吴某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对被告人吴某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追究刑事责任。但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某具有自首情节,并能主动向某公司退赔15.0326万元以弥补其造成的损失,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此外,造成本案重大损失的因素中有多种原因,系多因一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建议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合议庭予以采纳。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免予刑事处罚。

  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业主有权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告王某某等19人因一楼业主变卦阻挠加装电梯,将其告上法院。法院考虑到判决结案很可能导致当事人矛盾进一步激化,抱着定纷止争的目的,积极调解促成各方达成和解协议,在保障业主合法权益的同时,从根本上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原告王某某等19人与被告宋某某、徐某某系同一幢楼的业主。2018年10月8日,原、被告所在小区经小区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申请加装电梯。随后,原、被告于同年12月19日签字同意《多层住房加装电梯业主意见征询协议》,并于2019年7月18日签字同意《楼道加装电梯费用分摊方案》。2020年4月26日,原告王某某等19位业主按要求支付了分摊费用25万元。同年5月2日,施工队正式进场施工,但在施工的第三天,作为一楼业主的被告宋某某、徐某某突然反悔并阻止施工,要求补偿10万元,致加装电梯工程无法施工。因多次协商未果,王某某等19位业主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宋某某、徐某某立即停止对施工的妨碍,并赔偿因阻碍施工造成的前期施工费用损失105,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字同意加装电梯,系双方行使对建筑物共有部分共同管理的权利,合法有效。被告宋某某、徐某某阻止施工,系侵害其他业主合法权益的行为,原告王某某等19位业主有权依法请求排除妨碍。但由于案件涉及人数众多,容易引发群体性纠纷,为高效化解矛盾、彻底解决纠纷,法院积极开展多元调解工作,通过电话、走访等方式,联系相关居委会、政府部门,了解到被告宋某某、徐某某之所以阻止施工,主要是出于邻里态度不友善、担心房屋贬值等原因。基于此,法院在妥善解决争议之余,努力安抚双方的不满情绪,尝试弥合当事人之间破裂的邻里关系。经过数月的沟通协调与思想疏导,原、被告终于握手言和,在法院的主持下签订了调解协议,加装电梯工程于2021年11月上旬恢复施工。

  法律执业人员提供的遗嘱见证服务缺乏法律专业性,导致遗嘱无效,以致于遗嘱继承人无法按照遗嘱继承财产的,对遗嘱继承人所受经济损失,法律执业者应承担相应责任。

  2014年10月13日,两原告因母亲陈某芳立遗嘱,联系被告某法律服务所,并向被告支付1000元。被告派两名工作人员至医院制作了代书遗嘱交付原告,遗嘱中明确陈某芳60平方米的动迁安置房由两原告继承。后两原告的妹妹陈某萍因继承析产一事诉至法院,法院认定因其中一名见证人郁某良无法确认遗嘱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加之遗嘱订立时陈某芳生病、生活不能自理又不能言语等因素,该遗嘱因形式上存在瑕疵,从而适用法定继承,判决两原告共给付陈某萍250000元。

  两原告认为,被告某法律服务所未提供专业合法的法律服务,导致另案中法院对代书遗嘱不予采信,两原告因此遭受经济损失,故要求被告根据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差额,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6250元,并返还代书和见证遗嘱的服务费1000元。

  被告某法律服务所辩称,不同意返还服务费1000元,因其仅收取了500元;另案判决书所载,立遗嘱当日被告的两名工作人员均到场了,只是其中一位工作人员郁某良年纪大了,记不得是否是他本人签字,且陈某芳仅处理了自己的60平方米,未处理丈夫的份额,原告支付给陈某萍的是购房款,不存在损失,故不同意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芳与被告某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由于该遗嘱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虽两原告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但两原告被判令支付其他继承人房屋折价款250000元。被告处的法律工作者在熟知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未以其专业法律知识和技能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致受益人陈某德、陈某国未能按遗嘱继承陈某芳的遗产,某法律服务所存在过错,应当对两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两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156250元,法院认为,遗嘱是一种期待的利益,可能存在变数。法律工作者以一种专家身份参与到见证活动中去,由其出具的见证结论与事实不符或见证过程存在瑕疵时,由该职责所衍生的责任就是专家责任。专家提供专业服务在性质上应属于手段保证性而非结果保证性,专家只能保证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合理的注意和必要的技能处理事项,但不能等同于保证能达到特定结果,不能以结果没有达到预期而要求专家承担与损失相对等的全部责任;再者,被告某法律服务所在提供见证服务时收费金额少,若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而言,缺乏公平性,综合上述因素,法院酌定被告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000元服务费,但无相应证据佐证,被告仅承认从原告处收取500元,故认定服务费为500元。综上所述,法院判决被告返还两原告服务费500元并赔偿两原告20000元。

  随着沪牌代拍行业的兴起,委托拍牌行为逐渐衍生出新类型法律问题。人民法院在认定委托拍牌合同效力时,可以从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是否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两方面进行审查,并需筛查代拍行为所利用的技术手段等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原告王某诉称,原告与被告李某某、黄某均从事沪牌代拍业务。自2018年10月9日起,被告李某某、黄某共同委托原告拍沪牌并建立了委托代拍关系。双方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标书信息,原告于2018年10月20日为被告代拍上海车牌。如拍中,被告应按约支付代拍费用;如拍不中则不支付费用。后原告于2018年10月20日共计拍中标书74张,其中服务费为8,000元/张的标书有8张,服务费为10,000元/张的标书有66张。按照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代拍沪牌费用共计724,000元,但经多次催要,被告仍未支付相应的代拍费用,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黄某、李某某共同支付拍牌服务费724,000元。

  被告李某某辩称,本案合同的相对人是原告与黄某,与其无关。根据目前沪牌代拍业务行情,标书实际持有人到实际拍牌召集人之间至少有四到五层委托关系,每一位委托人均从中获利。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8000”与“10000”为代码,是中标后标书实际持有人应支付给第一位委托人的价格。根据交易习惯,代码为“8000”的,被告应按照3,000元/张向原告支付费用;代码为“10000”的,被告应按照4,000元/张的价格向原告支付费用。对于原告所述74张标书中标无异议,但不认可是原告拍中的,故不同意原告诉请。此外,被告李某某曾委托案外人舒某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拍牌服务款。

  被告黄某辩称,本案与其无关。其与李某某不存在共同委托原告代拍沪牌的事实,故不同意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原告王某受被告李某某委托代拍沪牌,仅凭借自身经验和合法技术共计拍中74张沪牌资格,委托人李某某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审理中,双方就价款数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法院依照拍牌服务行业的交易习惯及双方聊天记录,认定原告拍中的标书中有8张应当按照8,000元/张的价格收取费用,有66张应当按照10,000元/张的价格收取费用,故原告按此标准要求被告李某某支付拍牌服务费724,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被告黄某,现有证据尚不能确认其系本案委托代拍沪牌合同的委托人,故原告要求其承担付款义务缺乏依据难以采信。

  二手车交易纠纷中,消费者常以受欺诈维权,法院如何认定经营者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基数的确定是该类纠纷审理的关键,具有指导意义。考虑到汽车作为特殊的大型高价值物品,对区分根本性欺诈与局部性欺诈的特殊规则的探讨亦具有实践意义。

  2018年3月24日,桑某某(原告)、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被告)签订购车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发动机号为XXXXXX的昂科雷二手车一辆,协议载明公里数在98400公里之内,成交价147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付清了车款147000元。被告将车辆交付原告使用。原告使用后发现车辆的实际公里数截止2017年10月17日已达276727公里,与车内里程表上显示的被告承诺的公里数严重不符。

  原告诉称,双方于2018年3月24日签订购车协议中,被告对该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公里数等车辆交易要素进行了书面保证,现车辆实际公里数远远大于被告在协议上所保证的“公里数在98400公里之内”。原告认为被告在出售该车辆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故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退一赔三,并要求被告承担因履行合同产生的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于2018年3月24日签订了购车协议,购车协议载明车辆公里数在98400公里之内,然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该车在出售给原告之前实际的公里数已达276727公里,表明该车辆的里程表显示的公里数被故意更改。故原告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合同撤销后,被告应向原告退还已支付的购车款,同时原告应将系争车辆返还被告。对于原告主张三倍赔偿,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作为车辆出卖方应对其所出售车辆的各类信息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被告故意隐瞒车辆真实里程数的行为可认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欺诈,故对原告主张三倍赔偿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6632.95元及律师费20000元,法院认为相关损失有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佐证,系原告因购车合同实际产生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但合同并未就律师费进行约定,该费用难以支持。故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撤销原告桑某某与被告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间《购车协议》;被告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返还原告桑某某购车款147000元并支付原告损失6632.95元及三倍赔偿款441000元;原告桑某某将系争车辆返还被告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

  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有效行使,是基于投保人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对于如何认定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标准。本案例以殷实的事实为基础,审慎判断为主导,明确投保人应在投保时履行重大病症如实告知义务,为这类案件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借鉴。

  欧阳某系某校教师。2017年9月13日,欧阳某一家三口分别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投保时,保险公司代理人代为下载了投保软件、填具注册信息、设置密码,填具《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并询问投保人:“身体状况如何?”投保人回答:“身体状况好的。”此前,欧阳某于2017年4月23日参加单位每年组织的体检。体检报告提示:考虑肺部炎症后遗灶可能,建议随访。欧阳某未按上述提示看病就诊。2018年4月15日,欧阳某再次参加单位年度体检,查出右下肺有小结节。欧阳某经体检中心提醒赴医院就诊,被确诊为右下肺恶性肿瘤。住院期间原告共花费59,961.14元。欧阳某遂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派员问及投保前年度体检状况,欧阳某当即将体检报告提供给保险公司。嗣后,保险公司以欧阳某未如实告病史为由通知解除《人身保险合同》,拒付保险金。欧阳某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保险合同有效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286,914.88元。

  法院认为判断是否符合《保险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而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法院应综合考量:其一,保险代理人是否在投保时进行合理的询问。本案中,保险代理人仅笼统询问身体是否好,而未依据合同逐一、专业地询问,没有尽合理询问义务。其二,被保险人对自身疾病的认知度。投保人在投保前从未就发生的重大疾病进行就诊,其他就诊记录也不频繁,可见投保人对于身体状况凭主观判断是良好的,并没有意识到体检报告上的检查结果存在异常,投保时的告知与其一般认知相符。其三,投保时,被保险人所患重疾的状态是已确诊还是一种可能发生的危险。在本案中,重大疾病在投保时只是一种可能发生的危险,属于保险人可承保的范围。其四,关于投保时被保险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其他可能性因素。综合被保险人身份关系以及在理赔时保险人上门调查取争议体检报告时投保人当场出示等情况,可见投保人没有主观上刻意隐瞒或阻碍的情况。综上,法院认为,本案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故保险人解除《人身保险合同》的条件不成立,应按约支付保险金。

  原告某投资管理中心诉被告某省旅游公司等破产债权确认、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纠纷案

  本案原告向法院起诉时的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但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申请破产清算且被当地法院裁定受理。在此情况下,法院依据《破产法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依职权将案由变更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并作出相应判决。一方面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另一方面为原告在破产程序中对抵押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提供了保障。本案是崇明法院办理的涉案标的额最大的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19年11月20日,原告某投资管理中心与被告某省旅游公司订立《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约定原告委托第三人向被告发放贷款16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8月30日止,并设定财产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2020年7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债务确认协议,确认被告结欠原告借款本金1600万元及利息936828.38元等,并约定原告就涉案抵押物在上述所有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因被告未能按约还款,遂涉讼。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被申请破产,某省法院已裁定受理。

  法院依法通知被告某省旅游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参加诉讼。经审理,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均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践行。现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期限还本付息,构成违约。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抵押合同约定,以其财产为其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原告应按照规定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有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法院判决确认原告某投资管理中心对被告某省旅游公司享有债权17308444.4元,对被告提供抵押的一处土地使用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原告武汉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新冠疫情爆发后,人民法院全力参与疫情防控,积极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申请执行人是疫情重点地区的民营制药企业,资金对其研发、生产、销售尤为重要,执行的效率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复工复产。本案快立、快执、快结,体现了崇明法院的执行速度,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在疫情期间服务保障“六保”“六稳”职能作用。

  原告武汉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因业务所需,与被告上海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会务服务合同》。原告支付服务费后,被告未按约提供服务。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服务费1162992元。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服务费1162992元。因被告逾期未履行义务,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得益于执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崇明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可以实现银行账户、证券信息、重点城市房产等主要财产线索一键查询;通过执行事项委托平台,可以实现跨区、跨省市执行事项在线委托办理,因此即使在疫情期间,执行工作仍可高效开展。本案中,执行法官接手案件后,立即通过执行网络系统发起财产查询,在发现被执行人银行存款足以清偿债务后即刻前往银行网点进行线下扣划,以最快的速度将全部执行款项发还给执行人。从执行到执行款发放到位,仅用时21天。